在讲益阳大码头商业水运文化的故事时，一个无法回避、也不应该回避的问题，那就是娼妓的问题。

 娼妓现象，可说是人类进入文明史以来就有之，它与社会的经济状况成正比，因人的生活需求排列为；食、色、性也，当前两项的需求有所缓解后，那么，性的需求就凸显出来，因此，在另一个层面上来讲，它可说是与社会道德无关、但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、是社会经济繁荣稳定的一种体现。大码头商业水运文化鼎盛时期，娼妓现象也反映出了这种局部经济繁荣，并且带有浓重的大码头商业水运文化特色；

　　 在近代社会的大中城市里，尤其是在繁华热闹时期，娼妓现象可说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经济繁荣与否的晴雨表。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经济的活力。大码头经济繁盛时，也和国内其它繁华城市一样，娼妓可分为三大类型；

1.公娼。公娼又因规格和等级的不同，又有“堂班”和“窑班”之分。所谓“堂班”，即由政府批准，且受过一定的职业技巧培训的高级妓女，这类妓女都具有一定的才艺，一般都是接待上等客人，收费也是最高，在五个大洋至十个大洋不等，且是明码挂牌标价，自然，也是公开照章纳税。在宣统和民国年间，益阳这种比较有名气的“堂班”有四家，大码头两家，分别为“人际花园”（在现在资阳区公安局后面）和“养性花园”（在现在资阳区政府的地址）。“花月楼”（在资阳区北门巷子内）和“冰雪花园”（在资阳区湘剧院的巷内），自然，这也是益阳城区的最高色艺水准，进入这里的都是金多位尊之辈，这里花钱如流水，国内的新鲜洋玩意和潮流服饰都在这里集中展示，当然，更有身份的大爷们则是“传条子”，展示轿车把小姐接出去玩乐。

　　 与此相比，“窑班”则要低级得多，通称“窑姐”，从规格上来讲，窑班为警察局所批准，“窑姐”也没经过什么培训，自然也就不能挂牌，其价格在五十文至一块大洋之间不等，一般就在老鸨的家里接客，也有被包到家或开旅馆的，但平时多站在门前拉客，所谓的“倚门卖笑”，就是指的这类窑姐，属于“合法”的中下等妓女。在大码头文化鼎盛时期，这类批准的窑班就近三十家，主要集中在白马庙巷子和临兴街一带。

　　 但公娼中不管是“堂班”还是“窑班”，妓女们大多都是卖身给老鸨的性奴，先撇开职业的贵贱不说，仅从人身支配权失去自由这点来讲，“堂班”和“窑班”的小姐平时不管有多么风光和鲜亮照人，其社会地位是被动的，也是因生活贫苦所迫，是社会最底层的贫苦阶层。

　　 2.“私娼”。顾名思义，就是未经政府和有关部门批准的，自然，也就不存在“合法”和纳税的事情。其从业人数也就无法统计，据估计可能不下150人。

　　 与“公娼”相比，私娼的优势就是人身权的自主，妓女既可以寄居在老鸨处给老鸨一定的分成，也可另立门户和单独拉客，大码头私娼的特色就是单独的租一间小屋，这类小屋多为居民在房屋旁边另搭的七八平米的偏舍，俗称“吊脚楼”，这种吊脚楼是以前资江岸边的一道惹眼“风景”，租金一般为每月一元大洋，而私娼多以洗衣女的身份租用，自然，主要职业则是自己拉客或经皮条客介绍卖淫。

　　 但最具大码头特色的则还是被船客和排古佬租用跑汉口码头，这也是当时妓女们稳赚大钱的机会，在这点上，私娼要比窑姐们的机会大得多，因租窑姐不但租金高得多，而且必须给老鸨放定钱，并要保证带回来，私娼则不同，多是无根的外地女子，不但租金少，而且不必带回来。但也正因为私娼有这种自由权，故风险性也就大得多，比如，那些放排的排古佬，租时说的是一个人或两个人，但一上排，实际上是六七个人，这时喊天讲理全不顶用，只得忍蹂躏，如果碰到黑心的排客，不但劫色劫财，有时甚至连性命都遭谋害，解放后曾传说过一个被六个排古佬蹂躏得妓女跳江被救起来的事情。当然，这类谋财害命的事情还是极少发生，不然，“租用”跑汉口也就不会被认为是“机会”了，但被多人“租用”的事情则是经常的，因此，被船客排古佬“租用”也并不是一件容易忍受的差事，但多数私娼也就利用这种“租用”的机会转战到武汉去了，自然，也有在武汉混不下去搭洋船回来再“租用”跑汉口的。要不，私娼被船客排古佬租用也不会成为大码头娼妓现象的特色。

　　 但私娼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也是相当低下恶劣的，从法律上来讲，每次政府的“禁娼”和“取缔卖淫”就是从她们身上开刀，因此，每年都难免碰到“打击”的厄运，有时政府为了显示“取缔的成果”，还把她们抓起来游街示众。平时即使不“打击”，但几乎每天都难免遭到警察和流氓地痞的敲诈勒索和“漫嫖”，至于受其它的性虐待和打骂那更是平常事。因此，她们虽然不是社会地位上的性奴，但她们的处境实在比卖身的娼妓还要悲惨和可怜。

　　 这里还有一则鲜为人知、但说起来却十分辛酸的故事；民国33年6月（1944年）日本人进犯益阳，当时县政府的官员们闻风而躲避到新市渡去了（资江南岸），谁知日本人却遭到了益阳军民、包括美、英、挪威等国际友人在资江北岸的顽强抵抗，日本人一时过不了江，而躲避日本人的县政府却反而钻进了日本人占领的南岸，为了保命，于是，便利用当时懂日语的汉奸陈炳辉（日占领期间曾一度任益阳伪县长）组织成立益阳维持会，陈炳辉讨好日本人谈判的条件居然是在龙山港设置妓院，组织20多名青年妇女来招待日本人，这20多名女青年多数都是私娼（有的是逼良为娼的良家妇女），这些逼良为娼的妇女平时是政府打击和勒索的对象，现在却组织起来集体为娼，并且不能说是卖淫，因日本人根本就不可能给钱。她们客观上是用她们的肉体救了逃躲的县政府，但她们心灵上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？这样的政府平时对她们不是打击就是勒索，国难当头时，他们非但不能保护自己的姐妹，反而要这些“贱女人”受蹂躏来保全自己的性命，这样的政府是个什么东西！这是什么世道！

　　 3.“暗娼”。暗娼在大码头经济圈中，这又是另一种具有特色的现象，因大码头是新增的居民区，这些居民大多都还处于不太稳定的生存环境之中，其中的多数都是码头搬运工和木匠杂工，都是外地农村“闯生活”新住进来的“打工崽”，主要集中居住在熊家坪和菜园巷一带（解放后叫三角坪和群众街，现又恢复了老街名），这种生活群里是需要女人、也自然会有女人的，有的是从农村里带来的妻子，有的则是临时搭伙合居的男女，当然，还有的则是容身的私娼姘居，这种生活区里，男人一般都是到码头和船厂去做工，而女人在家常是为男人洗衣煮饭、种菜和干点家庭副业，如果社会经济稳定，生活风气好，这种生活状况原本是可以稳定下来的，但当时的社会经济是无法保障这两点的，于是，其中不少的女人便因生活所迫做起了“暗娼”，那么，这里暗娼的特点也就凸显出来了：即多为本地有根的居家妇女，卖淫的事丈夫和男人也是知道的。至于有多少这样的暗娼，这倒真是难以统计和估计的，因这种暗娼的事情不是主业，甚至还算不上正常的副业，故此不好结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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